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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全球通史》,才能清楚自身在時間洪流中的位置

2019-11-08/ 孫吳資訊網/ 查看: 214/ 評論: 10

摘要提到歷史類書籍,尤其是橫貫古今中外的通史類著作,不能繞過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從史前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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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歷史類書籍,尤其是橫貫古今中外的通史類著作,不能繞過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從史前到21世紀》(以下簡稱《全球通史》)。

它是一部面向所有人的通史類著作。如果你是想要回溯漫漫歷史長河的興趣愛好者,這里有人類的起源、文明的嬗變、帝國的更迭、宗教的擴散,它用精準的語言,減小了讀者的閱讀壓力,也降低了踏進歷史領域的門檻。

同時,《全球通史》也是一部富有時代感和現實感的著作。它并非一味地把讀者拉向遙遠的過去,而是試圖讓讀者用過去的歷史經驗反觀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讓我們更加清楚自身在時間洪流中的位置。

它能帶給我們的,正如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它有助于人們理解未來———包含各種可能性和選擇的未來。

超越時空的“第三方評價”

歷史學是一種超越時空的“第三方評價”,因為不涉及當時當地的利益,就必須要盡量科學、公允地呈現事實、總結過去,這是一項重要的使命。所以,歷史學比其他任何一門學科都更需要科學精神和寬廣的視野。《全球通史》之所以廣受全球讀者的認可,正因為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寫作兼備了這兩點。

中華民族是一個對歷史極為重視的民族。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有著濃重“春秋”情結的中國人大都知道,與時間的長河相比,生命是極其短暫的。歷史是對這短暫過程的記憶與追思。一旦進入歷史記憶,沒有人能夠掩蓋自己行為的因果、動機,更消弭不了行為的結果以及“眾口鑠金”的評判。

通過大量閱讀中外史學著作,跟蹤大眾閱讀的興趣,我發現,對于歷史的重視,中西方是有所區別的。中國人比較勤奮地記錄歷史,但西方學者比較勤奮地思考歷史。中國學界更多關注自己,耐心細致且超越功利地了解外部世界則有所欠缺。相比之下,斯塔夫里阿諾斯的著作,之所以解中國讀者的“渴”,也是借大家一副“外眼”,能夠換一種超脫于一族一國的眼光來打量人類文明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因為有他的《全球通史》作為“教科書”式的鋪墊,才有了后續簡史類歷史作品的全球流行。

通史,是人們追求對歷史進行概覽的心結產物,是一種渴望整體性了解過去的沖動。在《全球通史》一書中,斯塔夫里阿諾斯有一個核心的觀點:“社會變革滯后于技術變革一直是人類許多災難的根源。”因此,他非常耐心地描述世界各地每個歷史階段,現在看來是非常細微的技術變革,仔細闡述這些微末之端的變革對人類歷史的重大意義。相反,那些帝國的興衰、王朝的更迭,在他的筆下只是歷史之表象,并非主導世界進程的力量。少數人的權力、意志其實左右不了全球的潮流,正如無法左右漫長的歷史一樣。

圍繞這一點,斯塔夫里阿諾斯把歷史由1500年劃分為兩個階段,便是我們熟知的西方地理“大發現”之前和之后。對于此,很多人覺得他是基于某種“西方中心論”的眼光來看待全球史。我認為,讀者倒不必去這么計較。首先,作為西方學者,他的學術資源和來源自然偏于西方;其次,我們也非常需要這種“他者”的視野幫助自己完成定位和確認。

在斯塔夫里阿諾斯看來,中國發展的很多障礙,毫無例外地也因為社會變革過于滯后(甚至是長期封閉、倒退),難以容納、助推在細微處做出改進的技術文明。歷史學家通常只做效果評價,對于各種各樣的“大詞”堆砌出來的時代喧囂當有天然之免疫———在歷史中,說些什么和做出什么往往南轅北轍。

是心靈拼圖的重要底色

全世界各種文明、各個國家組織形態不同,但是遵循著基本的技術底線。某一個國家在一個時期內,因為國內體制的發展,其技術會領先全球其他國家不少,但很快,技術的流傳會促進其他的民族或者國家跟進,把全球的技術底線向上拉升。粗略地看全球的歷史進程,無不遵循這個長期的波動。當然,這個波動的過程是痛苦而動蕩的,伴隨著數不清的戰爭與沖突,枉死了無數的生命。

這正如作者所言:“問題的關鍵是,在從技術變革的產生到允許其大規模發揮效用所必需的社會變革的出現之間,存在著一個時間差。造成這種時間差的原因是,技術變革因為能夠提高生產能力和生活水平,通常很受歡迎,所以馬上就會被采用;而社會變革則由于要求人類進行自我評估和自我調整,通常會讓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通常也就會遭到抵制。”

全球史觀奠基人、世界史學泰斗斯塔夫里阿諾斯

就歷史的大脈絡來看,漫長的幾千年現有人類史,確實如他所說。無數人的命運沉浮,無數部族、民族和國家的興衰成敗,全系于其中。農耕的發明使得任何河谷式的文明得以從游牧、采摘部落中脫穎而出;戰車和金屬的使用,使得埃及文明、赫梯文明綿延良久;治理水利,使得中華文明得以凝結、沉淀、前行;航海技術使得荷蘭人先拔頭籌;蒸汽機的廣泛使用,使得大英帝國縱橫全球。這是直觀可見的工具技術,還包括城邦的民主管理、帝國制度、封建制度、現代金融制度等林林總總軟性的制度技術。

而這所有技術的歸宿,又全部指向斯塔夫里阿諾斯所劃定的時間界限———“1500年”,那是現代意義上“全球化”開始的地方。有若干的民族,想通過自己倔強的文化和力量極力抗拒這一歷程。但總是“形勢比人強”,全球大市場的形成,是一種無聲無息、力量巨大的潮流。很多民族和國家想盡辦法抵制它,付出了極其巨大的代價,然而幾乎沒有能夠違逆潮流的可能。這是斯塔夫里阿諾斯一再向讀者強調的,1500年以后的世界,我們只有從全球高度上思考任何問題,才能解決好一時一地的問題。

現在,任何有識之士都能體察到,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脫離全球化而存在,人類的確被日益密切地連接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因此,國民閱讀中“大歷史熱”也一熱再熱。有論者認為西方讀者因為有《圣經》情結,所以熱愛看這種能從過去講到未來的“大歷史”著作。這種論點,完全忽略了這是一種普遍的心理需要:全球意識,總體的歷史,是我們心靈拼圖的重要底色。

說到底是“以史為用”

在全書的最后,斯塔夫里阿諾斯總結說:“簡而言之,人類作為一個種群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決自身知識的不斷增長與如何運用這些知識智慧的相對滯后之間的矛盾。我們將會看到這一平衡問題曾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反復出現,并在今天由于我們運用知識的智慧無法趕上人類日益增長的知識而顯得更為頻繁和迫切。”

這句話簡化來說,人類歷史巨大的困境往往是由“知識太多,智慧太慢”所造成的。如何破解這種困境?

我們自然不必盲信斯塔夫里阿諾斯。他的若干判斷,其實也囿于其學術研究的生命長度、受限于他認知產生的時空。出于幾十年前流行的“生態主義”信念,他對于中國歷史走向的判斷常常失之偏頗。比如他一直擔心中國的快速發展會增加全球的負擔。但實際上,中國解決了很多被認為是無解的問題,卻沒有給全球環境造成災難性的沖擊。

最后,實在有必要借助于斯塔夫里阿諾斯這部長盛不衰的《全球通史》來,對比一下中國的史學研究。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一直到清代,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書,包括史書性質的游記、筆記等。以做學問的眼光來看,這些史書資料極為豐富。在古典時代,皇權從這些浩如煙海的史書中獲得合法依據,臣民則獲得有限制衡皇權的“理由”,雙方以史書為媒介進行著博弈,以達到各自都能接受的默契程度。“以史為鑒”,說到底就是“以史為用”,以一時一地的功用來探討史學問題。因而,中國研究歷史常常缺乏超越時空的視野,源于學問,終于一用。時而至今,這種傳統依舊強大。

相反,如斯塔夫里阿諾斯這樣,純粹通過書寫漫長人類歷程獲得自己清晰思考和判斷的寫作品質,非常值得我們中國的寫作者借鑒。歷史不是細節的堆砌,也不是人物或者有限人群那些成功或失敗的故事。歷史是一種人類命運,一種滾滾潮流,細節和人都只是滾滾潮流中的小片段而已。從后者思考歷史,或許更能幫助我們弄懂身處的社會和國家,更懂得蕓蕓眾生為何而生,為何而動,也更能完善我們自己的人格,清晰地認識這個世界,思考自己去選擇怎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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